经济观察

贝斯特手机版下载|贝斯特手机版网址|贝斯特手机客户端下载(欢迎您) 王军:互联网改善性别不平等?
发布时间:2016-03-11 09:49:02

在经济学界,提到性别问题,许多人会立即想到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·萨默斯(Lawrence Summers)辞职的事情来。起因是萨默斯曾在一个经济学会议上说,由于生物学方面的原因,男人比女人更适合在科学和数学方面发展。这句不经意的话,因有歧视女性的嫌疑,很快便从哈佛校园传播开来,掀起一阵声讨狂澜。在舆论压力下,萨默斯最后只好下台走人。这一事件提醒人们,性别问题非常敏感,一不小心说漏了嘴,可能会招致麻烦。

其实,性别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热门问题,对它的完整认识恐怕需要跨学科的视野。譬如,萨默斯提到的现象如果存在的话,它究竟属于生物学的原因,还是社会抑或文化因素所致,就需要仔细掂量,并通过实证方法来论证。此外,一些说法,如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即使在世界范围来看也颇为流行,这究竟何理?追问这些问题会不自觉地把我们带入“性别研究”的领地。

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,几乎没有多少经济学家对性别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。直到最近,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,且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都有了什么样的新见解。先从一则犁和锄头引发的讨论说起。

2013年,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艾尔波托·艾莱斯那(Alberto Alesina)与合作者发表了“论性别角色的起源:女性和犁”(On The Origins of Gender Roles: Women and the Plough)一文。这篇长达62页的论文围绕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,洋洋洒洒地探讨了人们在信仰和价值观方面呈现的跨文化差异,并追根溯源,诊断出导致这种差异的历史原因。作者验证了这样一种假说:传统的农业耕种方式不仅影响着现代社会中劳动的性别分工,而且还在性别规范的演变上,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在古代农耕社会,犁和锄头都是重要的生产工具。犁地需要较大的上肢力量,这导致两性最早的劳动分工,男性在早期的农业实践中逐渐确立起一些优势。艾莱斯那等人认为,犁对女性参与社会活动意愿的影响是深远的,早已超越了农业时代,即便在现代社会也能找到它的源头,捕捉到它的影子。

哈佛教授们发现,在历史上使用过犁的族群中,女性不仅在农业活动中较少劳作,而且她们走出家庭,进入职场的意愿也明显低于那些未曾出现过犁的地区的女性,尽管她们及其父辈早已不再从事农业耕作。更重要的是,在犁存在过的社会,无论男女,并不认为性别不平等有什么不妥,他们甚至倾向性地认为,当工作机会变得稀缺时,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更有资格获得工作机会。

有趣的是,上述结论同样适用于那些从世界其他地区迁移到美国的移民家庭。只要这些移民来自使用过犁的国家,他们的后代便持有上述性别态度。通过观察第二代移民中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,作者们发现,这一群体的女性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远低于其他女性,虽然她们生在美国,也长在美国,且与其他非移民女性处在相同的职业环境中。这究竟何故?

为寻求答案,哈佛学者们想到可以从文化角度来加以阐释。逻辑大致为,使用犁对土地进行耕作的活动更加适合男性。在农耕时代,犁地不仅与粮食产量有关,还影响到族群的生存和繁衍,进而催生出女性地位从属和不重要的文化。这种信念会一代传一代,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,即使今天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在她们心中,家庭是第一位的。这种性别态度既可以是老师的灌输,也受社会流行观念的影响,说到底是文化因素使然。

就性别问题而言,艾莱斯那等人得出的结论为一种长期流行且充满争议的论调,即出身或血统论提供了佐证。依其观点,在性别态度方面,女性生在哪里,长在何处并不重要,关键是她们的祖辈生在何处,是否与犁有关。犁对现代社会性别规范的形成和影响可见一斑。

一般认为,当一个社会以性别而非个人成就对权利、名望和财产进行分配时,就出现了性别不平等,也是性别歧视。从全球范围来看,性别不平等的普遍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在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等多个领域都有表现。从经济角度看,劳动市场上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情形便是性别不平等的体现之一,这其中,女性和未成年人往往是最大的受害群体。

需要指出的是,哈佛学者的研究隐含着一个重要前提,即劳动的供给和需求方要么彼此见过面,要么知晓对方的性别,这在传统实体经济模式下是容易观察的,或许,这才是推动性别劳动分工的重要原因。

进一步的思考会产生一个联想:如果劳动的供给和需要方彼此不见面,也不知晓对方的性别,是否由性别导致的不平等就不存在了?有这种可能性吗?让我们看看互联网的影响。

在过去20年间,我们目睹了互联网席卷全球,领略到人们生产和生活出现的改变,后果深刻且具颠覆性。互联网的兴起正在改变以往人们熟悉的工作场景、消费行为和购买方式。在网络世界,只要卖方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买方的意愿,人们无需会面即可完成交易,互联网淡化甚至抹去了性别的意义。此时,商品和劳务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,产品质量和服务意识决定一切,其他如性别、年龄甚至地域等已变得无关紧要。这有点钱钟书先生的意思——鸡蛋味道好,人们便不再想看老母鸡长什么样了。

几年前,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·弗里德曼(Thomas Friedman)在其享誉全球的《世界是平的》一书中,宣称互联网和全球化是抹平世界的力量,因为互联网能够突破以往各国贸易往来的种种篱笆,让生意变得更容易。他说的没错,因为这些事儿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着。

让我们设想一家生意不错的网店,它可能是一位不到16岁的少年打理的,由于生意好,他(她)的学业可能会受到了影响,甚至辍学。类似地,多数买家也不知道网店销售的物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,它们损害了环境吗?卫生条件怎么样?由于网络世界的虚拟性,此类信息非常难以获取。这就意味着互联网提供的快捷通道,同样可以让那些压榨女性、违反劳工标准和环保规则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的物品快速散布开来,其影响和后果远非传统模式可比。例如,互联网已为一些“古老行业”提供了更新换代的机会,从卖淫嫖娼到走私毒品,从制假贩假到人口贩运,都呈现出更隐蔽的特点,这对各国监管者而言都是严峻的挑战。

许多学者认为,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“人口红利”,贡献最大者无疑是那些收入卑微的农民工。中国制造业一直饱受滥用童工和血汗工厂的名声。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,经济的放缓,中国的童工使用和血汗工厂现象有所抑制。然而,在中国的偏远地区,在某些特定行业,劳动的滥用仍很普遍。特别是,随着中国网店的繁荣,催生出大量家庭作坊,这些遍布中国城乡的经营单位分散且小型,几乎没什么劳动保护可言。

由此可见,互联网在淡化性别差异的同时,也为劳动的滥用提供了机会,这其中就包括了对女性的各种压榨。进而,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可能会加剧劳动的性别分工,令性别歧视更为隐蔽,让消除性别不平等的努力打了折扣。

两周前,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,称互联网拉大了全球贫富差距,因为互联网未能以人们预料的方式,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,改善基本的公共服务。此外,互联网引致的创新剥夺了无数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,加剧了不平等。尽管这份报告并未涉及性别问题,但还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,让我们对互联网多了一份冷静。毕竟,互联网的赞歌我们已经听得太多。

总之,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互联网改善了性别不平等,相反,如果我们仔细观察,会发现性别不平等在互联网时代有了更多新的表现形式,解决起来也更难。于是,一种有用的态度是,互联网可能与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技术一样,本质上多是中性的,既有积极的一面,也有消极的一面。或许,互联网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后果一样多,就如同最近世界银行报告所渲染的主题,互联网拯救不了这个世界。

文章来源:FT中文网;本文的网址:http://www.ftchinese.com/story/001066033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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